【高端研讨】十余位重量级中国外交史和冷战研究学者齐聚《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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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时代中国战略决策再思考
【小i导读】
《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评论暨研讨会由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于2020年1月6日主办。当北京第一场春雪初霁，尚有寒意，第二体育馆地下报告厅早已座无虚席，国内中国外交史和冷战研究领域重量级的学者和专家期待着这一次智慧的洗礼和学术的盛宴。
会议以“冷战时代中国战略决策再思考”为主题。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主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原院长、教授贾庆国，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高级顾问、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辑章少红，《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作者、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牛军分别致辞。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秘书长祁昊天主持致辞环节。会议分为了上下两场分别探讨“冷战与中国战略决策”。以下为研讨环节的主要观点，与读者朋友共享。
研讨会上半场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外交学系系主任张清敏主持，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高级顾问、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高级顾问、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缉思，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主任、国际关系学院原院长、教授贾庆国，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冷战国际史研究”丛书主编李丹慧，云南大学印度研究院院长戴超武教授分别发言。张清敏教授表示，作为牛老师的同事，非常荣幸也非常感谢国际关系学院和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安排这样一个机会做主持人。本次会议主题是作品分享研讨会，刚才牛老师讲了一下自己的体会，根据时间我们想提前一点，第一个阶段提前结束，最后留一点时间把牛老师请上来，让他给我们继续分享这本书。第一个小组的老师除了戴超武老师是60后，其他的都是60前，都是牛老师多年的同事，在研究过程中大家分享成果，彼此的成果之间、思想观点、研究方法都很熟悉。第二个小组是60后，基本上是读牛老师的书成长为学者的，这个过程中年轻学者们受益很多。首先邀请章百家老师来阐述对这本书的看法。
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高级顾问、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章百家
章百家老师说，中国学者开展冷战史研究已近30年。牛军教授是最早从事这项研究的学者之一。他的这部新作以冷战时代中国的战略决策为主题，集中了多年来他在这一领域研究与教学的成果和心得。全书通过六个案例勾勒出新中国在冷战时代处理对外关系的主要经历和经验，贯穿其中的主线是中国的政策与国际形势之间的互动。这一点在阅读此书时尤要注意。正是在这种互动的过程中，中国不断积累起国际斗争的经验，逐步赢得主动，最早从美苏冷战格局中摆脱出来。冷战的影响几乎无所不在，进一步研究不能局限于政治、外交、军事和经济等传统的领域。今天，面对一个不确定的世界，更广泛深入地了解冷战史，汲取其中的经验教训，其意义不言自明。
关于牛老师的这本书，我作为第一个发言人讲一下中苏同盟。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从现在掌握的材料来看，中国共产党并不是特别明确，到1945年初七大召开的时候，毛泽东的估计还是美苏战后有可能继续合作，国际上美苏合作，国内有可能国共合作，这是当时的基本判断。但是现在看，《毛泽东选集》里面《论联合政府》关于这部分的都删掉了。二战后期毛泽东反复和美国人讲（美苏合作、国共合作的问题），这里有一定的策略在里头，他认为，战后中国应该作为美苏在亚洲合作的桥梁，避免美苏在亚洲发生冲突有助于维持亚洲的和平。当时共产党有自己的一部分考虑，就是怎么来防止美国支持国民党打内战，也有对大形势的判断，所以那个时候中国的战略考量是那样的。我觉得从战略这个角度讲中国最开始这么做，和我们后来看到的不一样，后来由于形势固定化了，在历史资料中修改原来的看法，这是我们研究这段历史中比较大的问题。
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高级顾问、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 王缉思
王缉思教授表示，牛老师的书我看了《导论》，援越抗美也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看了，第三、四、五、六章看得比较仔细，需要慢慢消化。牛军提到了很多中国内政，有的地方直接说了中国领导人内部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地方没有直接说，比如中苏关系的正常化，邓小平一直是持比较谨慎的态度，等等，可以看出，中国领导层内部思想感情方面是不一样的。对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牛军也专门说了周恩来和陈毅所作的巨大贡献，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周恩来起的作用是引导性的，某种程度上甚至引导了毛主席。我觉得很有意思。
但是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答，我一直在想，中美关系正常化，牛老师认为是因为苏联的因素，苏联对中国的压迫或者是巨大的外部压力使中美走到一块去了，我看到美方的一些资料，基辛格认为美国人和中国缓和关系是想卸掉越南的包袱，美国想结束越南战争，和中国缓和一下关系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我很多年前有一个美国的老朋友叫奥克森伯格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讲中美关系正常化，很突出地讲了中美关系，美国想把越南这个包袱甩掉，这是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的重要因素，他说，千万不要忘记越南的因素，我现在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想从牛军这里得到一点答案，答案得到了一点点，所以我想进一步请教。
全国政协常委、
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主任、
国际关系学院原院长、教授 贾庆国
贾庆国教授说，牛军老师的书是国内关于中国外交战略罕见扎实的作品，在客观总结中国外交战略演变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少值得认真思考的观点，如战略的本质在于管理，中国外交的决策体制是“协商—共识”体制，中国外交的重大决策与冷战转型存在密切关系等。这些观点对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国外交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学术研究的意义在于在客观回顾和分析历史和事实的基础上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供同行和决策者琢磨和思考，使研究更加深入，使决策更加成熟和科学。在这方面，牛老师做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终身教授、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沈志华因病没有参会，但是他给牛老师的著作写了书评。沈教授认为，牛军教授是冷战时期中国对外关系史领域目前最具权威性的学者之一，《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是他在这一领域的又一部力作，也是世界知识出版社“冷战国际史研究丛书”（截至2019年已出版15部）中，因其现实意义而最引人注目的一部史学专著。牛军教授这本书，尽管在一些细节方面（包括史实、判断和观点）尚有讨论的余地，但在中国外交和安全战略决策的历史研究中，确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系统，最深刻、最到位的，因此非常值得仔细阅读，特别是对国家相关决策者、进入国家决策层的各级官员以及为国家决策提供咨询的学者和国际关系史研究者而言。
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
“冷战国际史研究丛书”主编 李丹慧
李丹慧教授就援越抗美，中美、中苏关系正常化等问题与牛军教授进行了深入探讨。此外，李教授认为，牛军教授的新著《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从冷战在东亚地区的视角考察和阐述了冷战时期中美关系与东亚地区格局变动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东亚是中国主要的地缘政治舞台，冷战年代，在东亚从世界体系的边缘逐步走向中心的曲折进程中，中国的影响应该说是很大的，尤其体现在对战后东亚秩序构建的过程中。牛军的研究认为，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演变与东亚地区国际格局的变动相互影响，不仅同诸多重大事件一起塑造了东亚国际政治，包括中国对外关系历史的进程，而且一些重要的后果一直延续至今。其对目前中美之间的冲突，以及中国与日本、韩国、俄罗斯和朝鲜关系的互动及其影响，具有很多的借鉴意义。
云南大学印度研究院院长 戴超武
戴超武教授认为，牛军教授的书实际上探讨的是现在比较热的研究话题“大战略”，通过个案分析向我们展示冷战时期中国外交大战略的特点、实施以及深远的意义，这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学界论述最为详细，用的多边材料、档案文献最多的一本著作。大战略研究在国外特别是英、美、日研究的历史比较悠久。本书向我们展示了冷战时期中国国家领导人面对战后国际关系体系的思考和重大决策，其中很重要的是一些战略判断，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国际体系中我们中国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在这样的国际体系中中国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个国际体系对中国的国内政治、军事、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同时，这本书自始至终贯穿了思想史的研究。决策者实施的大战略，实际上是个人思想的体现。牛军教授论述了从“一边倒”、“中间地带”、60年代的革命外交到“三个世界”的理论，到我们怎么走到改革开放，都体现了领导人的战略思想。还有一点就是冷战时期中国战略决策其实是有一个决策机制，从“协商—共识”体制到后来的“毛周体制”。
研讨会下半场由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主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小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外交学系系主任张清敏、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于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宋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尹继武分别发言。
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 王栋
王栋教授表示，今天是北京入冬以来的第二场雪，也是2020年的第一场雪，古诗讲“门尽冷霜能醒骨，窗临残照好读书”，在今天这个大雪的日子我们来读牛老师的书，环境和气氛非常契合。我们2019年一年搞过很多中美关系的活动，没有哪次活动有这么多人来参加，这说明大家历史感还是很好的。我觉得一个重视历史的民族一定是有未来的民族，从这个角度来讲要给在座的每一位鼓个掌。今天来读牛老师的这本大作，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我们真的需要知道历史上曾经发生了什么，才能更好更深入地理解今天所面临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战略背后的深层因素。
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张小明
张小明教授认为，牛军教授的这本书利用多国历史文献，通过六个案例的研究，详尽描述和深入分析了新中国从介入冷战到走出冷战的决策过程，属于新冷战史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之一。牛军教授的这本书也有一个很清晰的研究思路或者分析框架。虽然他本人在书中并没有明说，但是牛老师其实（可能是不自觉地）运用了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提出的国际体系、国家和个人三个层次的分析方法。这本书正是从美苏冷战国际体系、中国国内政治以及中国决策者的个性和认知这三个方面，解释了冷战时期新中国的几次重大对外战略选择。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外交学系系主任 张清敏
张清敏教授的体会是：第一点，看这本书不仅学习知识，而且学习如何做学问和如何做人。牛军教授这部著作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能出精品的学者一定是是在一个方向、一个领域，甚至是一个问题上持续做下去的人。第二，在对新中国外交史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把研究视角放在外交战略决策方面，是外交史研究最难的部分，也是核心。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如果想探究国家对外行为的条件和国家间相互关系的规律的原因，对决策的分析是必要的。决策研究是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研究的核心，是国际关系、对外政策和外交学研究的新方向。第三，学术研究是一个是创新的过程，也是不断积累的过程。本书是对一些老问题的再探讨和反思，有些创新源于新材料，更多则是新思想或新认识。这一研究表明，怎么样发现、重新解读和运用材料是决策研究中更为重要的问题。第四点，本书的成就是作者长期积累的结果，信息量大，读后收获很大，体会很多，但做起来很难。本书《导论》总结得特别好，如何将这些总结得更好、更简练，成为简约化的模式，是一个更高的要求。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于铁军
于铁军教授认为，牛军教授的《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以冷战时代中国六次重大战略决策为案例，涵盖了军事结盟、局部战争、国际危机管理、军事援助、国家战备、国家安全战略转变等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的主要分支领域，是一部系统、深入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史的专题研究著作。这部著作有三个方面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首先是作者对大量档案、文集、回忆录等一手文献的娴熟运用，不仅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袖人物，彭德怀、陈毅等老帅元戎，而且以往研究中较少提到的像邓华、解方、聂凤智等我军一大批高中级指挥员在战略决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都在书中得到了体现，使冷战时期中国战略决策过程呈现得更加完整、饱满和生动。其次是本书虽然主要是一部历史著作，但框架感很强，作者有意识地在国际环境、国内政治、决策机制，以及领导人的个性与认知等要素与中国对外政策之间建立起因果链条，这种叙述方式与国际关系中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颇为契合。另外，作者在书中重点论述的中、苏、朝、越之间的同盟困境及国际危机管理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国际安全中的同盟管理和危机管控等中层理论也有重要价值。最后是该书所具有的政策含义。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人们开始重新关注冷战的教训，讨论第二次冷战的可能性。牛军教授对冷战时期中国决策体制特点的深入研究，对我们思考当下中国的对外战略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宋伟
宋伟教授谈到了自己的阅读体会：首先，从史实、问题以及书本身而言，牛老师首先是提出了很多很好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理论方面的问题，也包括缺乏认真研究的具体问题。首先是三个方面的理论问题：第一个方面涉及在一个国家的外交决策中国际体系、国内政治和领导人因素如何共同塑造国家的外交政策，哪一个层次更重要？第二个方面涉及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关系，这一直贯穿于冷战时期的中国外交决策；第三个方面涉及同盟问题，包括同盟的负面影响，以及进入同盟之后的义务等。具体的问题很多是我想当然的、没有认真思考的问题，例如，在1948年毛泽东还是很想和美国合作，为什么突然转向苏联呢？为什么要搞金门炮击，是进攻性还是防御性的？另外，在抗美援朝、援越抗美的问题上，一开始并不倾向参战，为什么后来改变了？等等。牛老师对这些问题都做了深入精彩的回答。其次，围绕理论问题，我认为牛老师的著作给我们最大的启发是研究中国的外交政策不要太多地强调中国的特殊性，为什么呢？这本书贯穿两点：（大多数时间里）在中国领导人看来，第一，中美两国不太可能发生大战；第二，中方要尽一切努力避免和美国发生冲突，所以中国领导人对国际格局的影响是有概念的。另外，从本书的实证研究可以看出，外交政策在现实中受到的制约因素太多，它们在不同的时期不断地发生变化。所以，建立解释性的外交政策理论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还是有必要建立一种规范性的外交政策理论，合理地界定国家利益，从而为国家的外交政策提供指导。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尹继武
尹继武教授认为，牛老师的新著对我自身的研究以及中国战略决策的理解有诸多的启发。中国是否是理性行为体，中国对外战略决策是否是理性的，这是中国外交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牛老师的新著揭示了中国对外战略决策有很多理性特质，比如决策的目标、中国对于安全及其威胁的界定、决策团体如何塑造共识。在相关案例中策略性使用外交谈判、斗争艺术，也体现了理性的策略性逻辑。比如，朝鲜战争决策、金门炮击决策、中苏关系正常化决策过程都有明显体现。最后，战略的本质是“管理”，战略决策是对各种不同方案和因素的选择和管理，也体现了理性分析思维。在中美走向对峙与走向缓和的重要案例中，双方的外交信号都有误解。其经验是信号的有效性是中美必须通过外交互动建立双方对于信号共同内涵的理解，而这需要经过重要的试错实践，包括国际危机的实践。
《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作者、
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 牛军
之后，针对学者们提到的相关问题，牛军老师又认真作了回应。他说，这本书我写出来辛苦，看书的人我相信也很辛苦。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点评，如果这本书有机会再版的话，可以更好地进行修订。如果要出简版的话就更好了，省事了。原来研讨会议程没有答疑环节，所以我没有心理准备，我听了很多问题，做了很多笔记，都是有启发的。这里只能系统地讲几点，顺便回应一些问题，涉及一些历史细节的问题就略过了。因时间关系，我概括一下我的看法。
关于历史和理论，我是做历史出身的，特别是在本科的训练，认真学习之后对一生都会有非常深的影响。我自学了一些理论，后来在社科院美国所工作，主要研究美国对外政策，再后来在国关学院教书，同一些老师经常交流，为讲课需要也看了一些有关的理论书籍，这些都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在我看来，理论是要求研究普遍的、被抽象出来的、决定性的因素；历史学家的兴趣更多是在偶然性。我上次谈过，为本书定的结构决定了要排除一些偶然性，但是不等于说偶然性不重要，这些偶然性的出现，就像社会科学研究中突然出现的、不曾想象也难以控制的变量一样，会大幅改变事件的走向，在更大的范围内讲或许不是决定性的，但是在一些重要的过程中，偶然性是非常重要的。我举一个例子，我最近改写了一篇文章《20世纪60年代中美关系再探讨》（载《东亚评论》2019年第2期）1969年，恰恰在那一年，尼克松和毛泽东都承认自己的国家在外交上面临着困境，对自己国家所处世界地位的分析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中美领导人的上述看法不发生在同一年，第二年、第三年中美和解可能都不会发生；如果那一年不发生，东亚地区的格局会有很大的不同。1978年中美建交谈判也是如此，美国卡特政府当年决定完成建交谈判；中国也是在11月决定加快建交谈判。1978年12月16日中美签订联合公报，这个日期是12月上旬中方给美方的方案中提出的，因为12月18日就是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日期。这是战略性的决定，也就决定了邓小平在美对台军售上做出了一点让步，否则谈判就不会有结果，历史进程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为什么要妥协呢？邓小平说，这次谈不成，以后不知道要拖多久。一般地说中美两国总要好起来，但是怎么好起来，在什么时候好起来，历史研究需要揭示大过程中的复杂性。
第二，理论是对规律性的概括，但真正引起历史学家研究兴趣的是不可预测性，这也跟偶然性有关；理论强调解简洁，好的历史书强调可读性，洋洋洒洒讲好一个故事。我认为理论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学习期间要多注重掌握基本理论。我的基本训练强烈制约我在写作过程中不敢强调哪个理论是决定性的，可以把它贯穿到更系统地解释中国战略决策的历史之中。但是，每一项研究还是需要设定一个结构，其中包含一些我觉得必须要谈的重要的理论知识，否则我难以解释为什么重视这方面而不重视其他方面，等等。有历史学家挑战沃尔兹的理论，沃尔兹的回答是有启发的，他说史料就是理论。确定一个史料的价值就包含了理论知识，只是可能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所以，理论学习是必不可少的，在学生阶段还是重点，这是我的体会。
第三，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因为参加国际交流活动比较多，特别是十年前参加《剑桥冷战史》那本书的撰写，与国际同行有了比较多的交流，从而激发了我的思考：冷战和中国到底是什么关系。这本书是给出一个答案：中国是冷战的参与者，甚至可以这样说是主动地参与了冷战。中国选择与苏联结盟，自己就成了冷战的一方在和美国打冷战。要认识这个历史，承认这个历史现实。后来与美国改善关系，最后到80年代和美、苏关系都实现了正常化，而推动正常关系的重要原因是中国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化。这说明了体系的约束力，也说明中国人有自己选择的余地。中国是基于当时的认知水平做出的选择，不是被别人推着进入冷战的，不是被逼着非要那么深地参与冷战不可。这一点要牢记，中国是有选择的，要看清世界大势。
第四，刚才张小明老师提出了中国对外行为的复杂性问题。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开始，中国在冷战过程中的身份就非常复杂，认同的复杂性决定了行为的复杂性。中国自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别人也是这样认为的；中国又与苏联美国不同，中国是亚洲新兴国家，后来叫发展中国家，现在还是叫发展中国家，这是又一层美苏两国都没有的身份；第三个身份和认同是中国认为自己是地区大国，中国是有核的发展中国家，又和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不同。中国特殊的身份和独特的认同导致了中国在冷战中的行为非常独特，几乎独一无二，这和中国的身份和对自己的认同认可有很大的关系。
第五，这里稍微解释一下，我在书里为什么说战略的本质是管理。以往对战略有很多定义，都比较多地强调了认知层面，简单地说是判断、宏观规划，等等，包括判断形势的本质特征、判断对方的关键意图以及确定自己的目标和力量配置。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在认识过程中、实践自己的判断和长远规划的过程中，本质的要素是什么？复杂的战略有复杂的目标，所以要确定轻重缓急，在确定轻重缓急后确定力量配置。这整个的过程最终能不能完成、如何保证轻重缓急在过程中能够稳定，则取决于管理水平。这本书研究的案例短的三年多，长的十年。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能不能围绕自己的核心目标来管理不断变化的形势对轻重缓急带来的问题，是对决策者的考验。2019年，我在德国讲学期间参观了在斯图加特的宝马公司的历史展览，印象非常深的是德国认为其二战中失败的关键是国家工业能力的差距，他们承认失败是看到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战役所展示的实力，这不仅仅是一场战役的输赢。展览展示的是德国工业大发展时期，宝马的崛起使德国认为其工业在欧洲独占鳌头，对支持整个战争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1944年6月盟军的诺曼底登陆战役中，十天的时间里盟军跨海输送了85万军人，65万吨战争物资，15万辆各种战车，这还不算动用了多少舰船和飞机。进一步说，没有高质量的管理水平，如何能想象将这种规模的人员物资输送到一个海滩上。战略源于战争，战争胜利靠谋划，“庙算胜”“预则立”，但在实践层面上，最本质的就是“管理”了。
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秘书长、
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 祁昊天
最后，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秘书长祁昊天总结老师们的发言。他说，感谢各位老师的精彩发言！作为牛老师的学生，从开始上牛老师的课，我一直有一些问题，无论是国际关系和历史学之间，理论和历史之间，还有牛老师提到的规律和意外之间，还有尹继武老师提到的理性和复杂网络的过程之间，所有这些关系，都通过读牛老师的书，通过跟专家老师的交流获得了非常多的精神食粮，牛老师的著作给我们提供了无论是历史学还是宏观学科往前推的一个契机。再一次祝贺牛老师、感谢牛老师！同时，也感谢诸位老师非常精彩的发言和真知灼见！
研讨会于17时45分圆满结束。出席研讨会的嘉宾还有世界知识出版社副总编、《世界知识》杂志社社长罗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刘金质教授、罗艳华教授、许亮助理教授、陈沐阳助理教授，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刘豫徽等，本次活动吸引了包括北京大学师生在内的200余位各界读者。会后，不少慕名而来的听众或携《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请牛军老师签名留念，或与牛老师继续进行学术探讨，久久不散。
来源：世界知识出版社
排版：杜梦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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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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